孔子是怎样炼成的文字版
作者：鲍鹏山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b][color=navy]《孔子是怎样炼成的》-圣诞传奇[/color][/b]
孔子，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是极受尊重和推崇的。他是道统的象征，是中华民族道德和信仰的文化核心。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孔子在，他是炎黄子孙共同的心灵密码。可以说，在空间上，他是无远弗届的；在时间上，他又是无时不在的。
但是，在20世纪，一生颠沛造次的孔子在逝世二千多年后，又遭遇了两场巨大的风波和打击。第一次是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在这两次运动中，孔子都成了当时人们否定、批判和声讨的对象。
这当然都有一些现实的原因。
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 80年的时间，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失败，太多的屈辱。我们打不过英国，打不过英法联军，还打不过日本，更没打过八国联军。一个民族在八十多年里，所有的对外战争大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一个民族心理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这种伤害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愈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从鸦片战争失败到巴黎和会被出卖，我们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面前，我们总是失败的？最后我们发现，在文化上，我们是落后的。于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怪罪于孔子的身上，就喊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口号，叫“打倒孔家店”。
其实，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文化，汇同道家、法家、墨家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保证了中华民族领先世界至少二千多年（以明代万历年间计）。这是一个文化的奇迹，也是孔子本人的奇迹；是中华文化伟大的证明，也是孔子伟大的证明。这一点，谁也无法否定。
第二，“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中黑暗部分的指证和批判，比如“吃人的礼教”、“奴隶道德”、“三纲五常”等等，其实并不是孔子的思想，甚至是孔子非常警惕和严厉抵制的思想。也就是说，“孔家店”里摆放的，并不都是孔子的东西，甚至是孔子不喜欢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五四”先贤们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实际上只是把孔子当成一个“文化箭垛”，是传播学的需要，因为这样的口号直接、生动、形象，直接付诸于人们的感觉，让普通人都一下子就明白了。所以，孔子实际上是为那些文化史上的黑暗部分背了罪名而已。因此，“打倒孔家店”，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打倒孔子”。
可怕的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我们遭受的创伤，一直不能愈合。这样巨大的、没有愈合的创伤，一方面使我们不能从容地面对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又使我们不能平静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两方面，我们都有一些极端的情绪。
现在，我们需要客观冷静地认识孔子，评价孔子。我们需要客观冷静地评价我们的传统文化。
毋庸讳言，孔子并不是神，他有不足，他的思想也当然会有局限。但这并不能影响孔子的伟大。
事实上，孔子是两样人：圣人和凡人。
他是圣人，他伟大，他是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核心。
他是凡人，他平凡，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他也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所以，我们看孔子，也要带着两颗心：恭敬心和平常心。
然后，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可敬的孔子，我们还能看到可爱的孔子。
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两颗心，走进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去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孔子。看看他的可敬，看看他的可爱，看看一个凡人如何成为圣人，再看看一个圣人其实还是一个可亲可近的凡人。
首先，我们还得遵照一般的规则，先了解一下孔子的家世。我们来看看孔子这样一个民族的灵魂式的人物，他有着什么样的家族，这个家族又有着哪些荣耀和耻辱。
我们知道，孔子是一生服膺和推崇周王朝文化的。他自己曾经明确地说：“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两代后制定出来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是赞成周朝的。”
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很久没有梦见周公姬旦而恐惧：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感觉自己老了！好久好久啊！他没再梦见周公了。
孔子所尊崇并发誓恢复的周礼，就是周公制定的；周朝礼乐文化的开创者，就是周公；孔子的思想，就来源于周公旦的礼乐制度。他终身崇拜的人物，也是周公以及周文王、周武王。所以，孔子一生服膺周公，一生要推行周公之道。但从青年至壮年，从壮年至衰老，孔子周游列国，颠沛风尘，处处碰壁，壮志难酬。到了两鬓霜白，他不禁慨然长叹：“我老了！周公也不再入梦了！”失败的感觉重重地击倒了他。
这句感慨，也告诉我们，他平时一定是经常梦见周公的，不然他不会有这样的比较，并有老冉冉其将至的伤感。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古人，竟然常常在梦中相见，这不是一般的感情。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周朝礼乐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和鼓吹者，在他的弥留之际，却告诉来看望他的学生：他是殷人。
鲁哀公十六年阴历二月初四，73岁的孔子病势沉重，子贡匆忙赶来。发现老师拄着拐杖在门前（ch ） （ch ）。孔子见子贡来，告诉子贡说：“夏人停丧在厅堂的东阶，周人停丧在西阶，殷人停丧在厅堂的两根柱子间。昨晚，我梦见我坐在两根柱子中间，我要死了，我的祖先是殷人啊。”（《史记?孔子世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孔子为什么说他是殷人的后代呢？
其实，在他34岁左右的时候，鲁国的一个贵族，孟僖子，在他临死之前给儿子的遗言中，就说过孔子的身世。孟僖子告诫他的儿子仲孙何忌（即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说：“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本来可以做国君，却让位给厉公。”（《史记?孔子世家》）
既然是弗父何的后代，那么，往上一推，我们就会大吃一惊：原来孔子是商王的后代啊！
我们来列一下孔子的谱系：
—商汤：商王，王室
—子乙
—微子启：诸侯
《论语》的第十八篇，叫《微子篇》。因为这一篇一开头，就提到了微子：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纣王残暴无道的时候，天下人都称他为纣。（《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面对这样的暴君，微子离开了纣王去隐居，箕子装疯做了纣王的奴隶，比干力谏不休被纣王杀死。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啊！”
先看微子，叫子启，纣王的同母兄。但其出生时其母只是帝乙的妾，后来才立为正妻。立为正妻以后生下了辛，所以辛获得立嗣的正统地位而继承了帝位，就是纣王。微子则封为子爵。纣王无道，微子屡谏不听，微子遂隐居荒野。
再看箕（j ）子，他是纣王的叔父。曾多次劝说纣王，纣王不听。箕子为求自保，遂披发装疯，被降为奴隶。
最后看比干，他是纣王的叔父。他认为像微子、箕子这样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于是强谏纣王。纣王大怒，竟说：“我听说圣人心有七个孔，真是这样吗？”遂将比干剖胸挖心。
这三人的行为，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在专制时代不愿同流合污时最常见的三种处世方式：微子当隐士远离黑暗政治；箕子佯狂自污以求生（装疯卖傻以求活命）；比干正道直行杀身成仁。虽方式不同，但都是不满于黑暗，坚决不同流合污之人，所以，孔子说他们都属于仁德之人。
正是这个微子，后来成了宋国的始封君。可是他却并非孔子的祖先。
这是为什么呢？
周武王灭商以后，周武王立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做商遗民贵族的首领，给了他一块封地，让他祭祀自己的祖先，并且还把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封在武庚的附近，让他们监视武庚。
可是，不久周武王死了，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成王年轻，没有执政的能力，于是成王的叔叔，也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留在京城辅佐他的这个侄子。可是这个侄子当时确实太年轻，不太懂事，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德行。于是周公就临时代理摄政。远在东方的管叔和蔡叔就怀疑周公会把大权都夺了去！于是他们就和武庚一块儿起兵造反。周公不得已带兵东征，用三年的时间镇压了这次叛乱，最后，管叔被杀了，蔡叔被流放了，武庚也被杀了。
武庚死后，因微子在殷民里有很高的威望，周公就把微子封在宋国，所以微子是宋国的开国国君。
但是，微子死后，却遵循商人传弟不传子的古老风俗，传位于自己的弟弟微仲衍。
—微子传弟微仲衍
—三传而至宋公
宋公有二子：弗父何与鲋祀。
这就到了孟僖子所提到的弗父何了。
公也搞传弟不传子的把戏，立弟炀公。可是儿子鲋祀不服，杀了炀公，推兄弗父何即位。
那么，弗父何会怎么做呢？
弗父何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弗父何即位，他如何处理自己的弟弟杀掉自己的叔叔即前任国君这件事呢？他不想再有家人流血，让鲜血染红宫殿。于是，他推掉了君位，让国与弟鲋祀，自己为卿。
弗父何能以国让，所以，孟僖子称他为圣人。而孔子，就是在这位圣人之后，是一个更大的圣人。
—弗父何（公卿）
—正考父（弗父何曾孙）
这位正考父也很贤达，他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三君，皆为上卿。
按说这样的三朝老臣，德高望重，权倾天下，会比较傲慢。但是恰恰相反，他非常谦恭并且节俭。据说，他三次接受任命时，态度一次比一次谦恭。第一次是低首，第二次是弯腰，第三次几乎是匍匐了。他还为此铸了一个鼎，上面刻着表示自己谦虚的文字，他要用这个鼎，煮饭煮粥，粗茶淡饭，以为糊口。（《左传》昭公七年）
更让我们钦佩的是，他还可能是《诗经?商颂》的作者。《国语?鲁语下》载：“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后汉书?曹褒传》“考父咏殷”注,正考父“作《商颂》十二篇”。
现在的《诗经》上，商颂仅存五篇，其余七篇可能在孔子时即佚亡。
想想孔子整理《诗经》之时，抚琴吟唱商颂五篇，他会如何怀想他的这位七代祖！他又会如何怀想伟大的商汤以及伟大的商族文化！
正考父有一个儿子，叫孔父嘉，也连做宋穆公、殇公两朝大司马。但是，他的结局却非常凄惨，并且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美丽的妻子。
—孔父嘉（正考父子，孔子六代祖）
自弗父何至孔父嘉，共五代。按周礼规定，族人出了五服就要别立宗族。于是，孔父嘉“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胡仔《孔子编年》）“孔父，字也，嘉，名也。后世以字为氏。”（清?江永《文庙祀典考》）以孔为姓氏的家族正式形成。
孔父嘉妻美，为宋太宰华父督所垂涎。
《左传?桓公元年》载：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什么意思呢？就是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名督字华父），有一天在路上看见了孔父嘉美丽的妻子，他当时眼睛就直了，一路看着她款款走来，又目送她踏着芳尘而去，不知不觉口水流了出来，叹息道：“美而艳！”这就上了心了。
殇公在位10年，却打了11场战争，弄得贵族也好，国人也罢，一致怨恨。华父督乘机散布流言：“这都是司马孔父嘉造成的啊！”鼓动人们对作为司马的孔父嘉的不满。
最后，利用人们对孔父嘉的仇恨，华父督杀孔父嘉，占有了孔父嘉的妻子。殇公愤怒异常，华父督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殇公也杀了。
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为了逃避这样的家族奇祸，逃奔鲁国。孔氏家族的贵族身份从此丢弃。
从商王到诸侯到公卿，一步一步下降。到了木金父，流落鲁国的孔氏家族，很快就再次下降为士，到了必须靠俸禄生存的地步，而要俸禄，就必须到贵族家里服务。
—孔防叔（木金父孙）（士）
—叔梁纥（h ）（孔防叔孙）
孔防叔就是鲁国贵族臧孙氏的家臣。出任臧孙氏采邑—防的邑宰。防在曲阜东30里。孔防叔身份为士，只能靠俸禄生活。
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了。
叔梁纥任陬（z u）邑宰（今山东曲阜市东南尼山附近）。陬邑属鲁邑，陬邑宰属于国家的正式地方官，比其祖父孔防叔的家臣地位稍高。史载他“以勇力著称”。
说他以“勇力著称”，有三例：
第一例，他55岁时。
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晋国率领诸侯联军围攻逼阳（一［y n］姓小国，今江苏邳［p ］县西北，一说在今山东枣庄市南），叔梁纥随同鲁军参加了攻城。逼阳守军故意打开城门，放进对方一部分军队，然后落下闸门，以图关门聚歼。危急关头，叔梁纥独自托起落下的闸门，让进门的士兵及时撤出。
第二例，他62岁时。
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齐国侵犯鲁国。把鲁国大夫臧纥围困在防邑。夜里，叔梁纥同臧纥的两名兄弟率领300人出城突围，护送臧纥到援军营地，自己又折回防邑继续守卫。齐人目睹叔梁纥如此骁勇，又有援军接应，便罢兵而去。从此，叔梁纥“以勇力闻于诸侯”。（胡仔《孔子编年》）
但是，年过花甲的叔梁纥还有更大的英雄壮举。
且看第三例，他66岁时。
他曾经证明过他是沙场勇士，66岁的时候，这个已届暮年的壮士，壮心不已，竟然还证明了他是情场的凯旋者。（各种文献均载叔梁纥66岁与颜徵（zhng）在结婚）
66岁这一年的初春，他获得了一个少女的芳心，并且成功地获得这个少女颜氏家族的同意，娶她为妻。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比他小了五十多岁的少女。
这个少女的名字叫颜徵在。
颜徵在当时15岁。司马贞《史记索隐》中记载：“徵在笄年适于梁纥。”笄年即15岁。
叔梁纥为什么在这样的年纪还要娶这样的少女？
当然，他老当益壮，并且，有可能他和颜徵在之间会有超越年龄的爱情。
但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叔梁纥正妻施氏给他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为此，他可能已经把施氏休了，或者，施氏已经去世了。
娶了一个妾，倒是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却又是一个残疾—瘸子。
他不甘心，他这个家族不能这样人丁寥落。
于是，曾经在沙场为国家而战的他，现在要在情场为自己家族的延续而战。
他最终证明，他又胜利了！
这年秋天，颜徵在为他生下了一个虽然长相颇怪，却显然非常健康的男孩。
这个男孩不仅将延续孔氏家族，而且将塑造一个民族。
这个男孩就是孔子。
有一件事情很古怪，那就是，司马迁在记述老英雄叔梁纥的这次英雄壮举的时候，用了一个特别刺眼的词：“野合”。
司马迁是这样说的：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按一般人的理解，“野合”就是野外媾合。
我们知道，司马迁非常崇敬孔子。所以，他使用“野合”一词，绝不是唐突，更不是亵渎，那会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种看法
司马贞《史记索隐》记载：
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j ）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这种说法的问题是：既然如此，司马迁为什么不加以说明，而是使用了“野合”这样唐突的字眼呢？
第二种看法
钱穆《孔子传》：
此因古人谓圣人皆感天而生，犹商代先祖契，周代先祖后稷，皆在感天而生之神话。又如汉高祖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产高祖。所云野合，亦犹如此。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至谓叔梁老而徵在少，非婚配常礼，故曰野合，则是曲解。
这种说法的问题是：用“不足信”三字，批评了司马迁；又用“曲解”二字，否定了司马贞。
但是，司马迁真是“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吗？这有点贬低司马迁了。
第三种看法
刘方炜《孔子纪》中的“高”说。
这种说法认为高即是“郊”。“郊媒”，是商族遗留下来直到春秋战国时还流行的一种男女郊外野合的婚配风尚。
具体而言，就是在每年的仲春（周历2—3月间，夏历12月至来年1月间，今公历1—2月间）男女去郊外某些特定地点欢会、野合。叔梁纥和颜徵在就是在这样的风俗之下，私下结合了。
刘方炜先生的“高”说，非常精彩，与他认为的孔子出生于10月初也吻合，与现在官方认定的孔子出生于9月28日也接近。但是，他既然说叔梁纥和颜徵在是“私下结合”，那就还是不能说明叔梁纥、颜徵在结合是合乎于礼的。
刘方炜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认为，只要在刘先生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就好了。
其实，“郊媒”不仅不是“私下结合”，反而是受命结合。
《周礼?地官?媒氏》云：
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
为什么那时“不禁野合”呢？因为这与“春祭”有关。“春祭”是在春天举行的祭天、祭祖活动，目的是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为男女的结合和农业生产的播种和收获有相似之处，于是人类生殖活动与农业活动便联系了起来。
从而，在仲春之月，春耕播种之际，“令会男女”，是为了农业丰收，国泰民安，是严肃的政治命令，可不是男女的私下“性自由”。当然，具体谁和谁结合，那就要看两人的感觉和缘分了。这个政府不包办，还是有自由的成分的。
叔梁纥是名人，孔武有力，身材高大，这对于一个青春少女而言，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
春天的播种，秋天的收获。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的9月28日，孔子出生。
司马迁接着写道：
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为什么叫孔丘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祷于尼丘，故名丘字尼。
第二，头型酷似尼丘山，中间低，四周高。今曲阜的尼山山顶就是这种特征。司马迁可能到过尼山。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孔子的头型如同“反宇”，就是屋顶反过来的那个样子，中低而四周高。
孔子叫孔丘了，尼丘山反而不能叫尼丘山了，尼丘山后来为避孔子名讳，改为尼山了。（古代避讳避名不避字）
没有孔子，尼丘山不必改名。
没有孔子，尼丘山也不会成名。
尼丘山碰上孔夫子，幸焉，不幸焉？不幸焉，幸焉？
孔子出生时，叔梁纥就67岁了。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时，孔子父叔梁纥卒，葬于防。（今曲阜市东25里之防山）
一个三岁的孩子，一个18岁的年轻母亲。他们又将如何生活？ 《孔子是怎样炼成的》 孤儿寡母
孔子三岁就没了父亲，而且，他的家世也是日渐衰落的态势。
家世没落的轨迹：王室—诸侯—公卿—士
叔梁纥死后，给颜徵在留下的是一大家子的负累。
这个家庭，有九女、二子，还有叔梁纥的妾，当然，九女中有一些应该已经出嫁。剩下的，可能有些年龄比颜徵在还大。这些，都不是一个18岁的少妇能够负担得起的。
叔梁纥是一个士，只有俸禄，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采邑等固定收入。叔梁纥也不会有什么积蓄，他死后，俸禄当然就断绝，这么多的子女， 此时，经济上的压力一定很大。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了解当时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的，只是颜徵在带着三岁的孔子离开了这个家庭，孤儿寡母搬到了曲阜城，住进了一条叫阙里的小巷。
晚年,孔子回顾一生，曾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这“志于学”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到了15岁了，立志于学习呢？
显然不是。因为，如果到15岁才想起来要立志于学习，那未免太晚了一些。注意，原话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不是“吾十有五而学”。“志于学”之前，一定有一个学的过程，学出了兴趣，学出了志向，学出了人生目标，然后，才“志于学”。其实，这“志于学”的意思，乃是孔子从15岁开始，就立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学问，奉献给追求真理。
我这样说有根据吗？
我们先来看看，在孔子15岁左右，他都学了些什么。
此时孔子的“学”明显地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谋生之学—下层人的谋生手段—“鄙事”。
孤儿寡母，为了生存，母亲不外乎缝缝补补，浆洗扫除。
儿子也一定力所能及，零敲碎打，帮助母亲，贴补家用。
吴国的太宰（p ）问子贡道：“孔老先生是圣人吧？怎么这样多才多艺呢？”
子贡自豪地说：“我的老师啊，那是天纵之圣，而且又多才多艺！”
可是孔子自己不赞成“天纵之圣”的说法。他认为自己的境界和才能是自己努力学习和生活磨炼的结果。
孔子对子贡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少年时贫贱，所以会许多卑贱的技艺。君子会有这么多技艺吗？不会多啊。”（《论语?子罕》，不同的版本，稍有不同，下同）
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又想起了他少年时期的艰难。不过，正是那种艰难，磨炼出他的坚韧品格，同时，在那样艰难的谋生历程里，他学到了很多下层人的谋生手艺。
这个地方的“君子”，指的就是贵族。贵族不需要那么多的谋生技艺，所以，他们不会。但是，贫寒的孔子需要。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
牢，即琴牢，又名琴张，是孔子早期学生。牢说：“孔子说：‘我没有被任用做官，所以为了谋生而学会了多种技艺。’”
可见，幼年的孔子，被年轻的母亲带到鲁国首都曲阜，靠着母子二人的双手，艰难生活。
更令人悲伤的是，这样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相（x ）以湿，也不能长久。在孔子1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又去世了。这对于孔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从此以后，他就几乎是一个孤儿了。
在那个时代，办丧事是一件很大的事。而对17岁的孔子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处，那就是，他想把母亲和父亲合葬，但是他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
《礼记?檀弓上》：“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父亲去世时，孔子才三岁，当时，他确实不可能知道父亲的坟墓所在。但是，此时，他已经17岁了，这么久的时间，母亲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史记》中的一条记载很怪：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
钱穆对此事的说法是：
孔子父叔梁纥葬于防，其时孔子年幼，纵或携之送葬，宜乎不知葬处。又古人不墓祭，岁时仅在家祭神主，不特赴墓地。又古人坟墓不封、不树、不堆土、不种树，无可辨认。孔氏乃士族，家微，更应如此。故孔子当仅知父墓在防，而不知其确切所在。
钱穆只是回答了年幼的孔子为何不知父墓所在。而最关键的问题，即孔子母亲为什么“讳之”—为什么颜徵在要对孔子隐瞒其父亲的坟墓所在—却没有说明。
司马贞认为，颜徵在也不知道丈夫具体安葬的地点—知茔而不知坟：
谓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坟处，非谓不知其茔地。徵在笄年适于梁纥，无几而老死，是少寡，盖以为嫌，不从送葬，故不知坟处，遂不告耳，非讳之也。
茔，指的是坟所在的区域，俗称坟地；而坟，则是棺木的准确下埋之处。因为后世此处要堆土坟起，故称为坟。
但司马贞说法的缺点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司马迁不直接说颜徵在也不知葬处，而是说颜徵在“讳之”？“讳之”的意思，显然是自己知道而不说。
司马贞的回答是：司马迁说错了。
而钱穆和司马贞两者的共同缺点是：无论是孔子不知道，还是颜徵在不告诉他，他应该还有知道父亲墓地的其他渠道。比如，他的几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还有他的那个残疾大哥孟皮，还有孟皮的生母，按后世的称呼，就是他的姨娘。
为了解释这一问题，刘方炜先生在《孔子纪》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看法。他认为，孔子此前根本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生身之父！颜徵在根本就没有告诉他！
但是，这更加不可思议：
第一，颜徵在至死都不告诉孔子他的生身父亲是谁，就算她对叔梁纥及其家庭其他成员有怨恨，难道她愿意让自己的儿子终生背负私生子的名声吗？
第二，叔梁纥还是一个有士的身份的人，这种身份对于孔子的前途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母亲，会这样牺牲儿子的前途吗？
第三，即便颜徵在如此极端，瞒着孔子，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除了颜徵在，孔子还应该能从其他渠道知道自己的身世。这样的秘密，不可能一瞒17年。
实际上，我觉得大家都把一个本来十分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简单，就在于：坟和茔的不同，而孔子是要找出父亲棺木落土的具体位置，以便让母亲的棺木与之相依而葬。
孔子之母既葬，将立葬焉，曰：“古者不葬（合葬），为不忍先死者之复见也。诗云：‘死则同穴。’自周公已来葬矣。故卫人之也，离之，有以闻焉；鲁人之也，合之，美夫，吾从鲁。”（《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
可见，鲁人的合葬，是要葬在同一个墓穴里，而孔子认为这样最好，他也要把他的父母葬在同一个墓穴里。
因为古人不墓祭，岁时仅在家祭神主，不特赴墓地。又古人坟墓不封、不树、不堆土、不种树，所以，有墓无坟。时间久了，即便是亲人，也难以辨认。
我小时候曾经随父亲去姑奶奶家。姑奶奶才去世大半年，棺木深埋在一块麦田里。姑奶奶的几个儿子带着我们去祭扫，在大田里几番推测，只能大致确定方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准确知道具体的棺木所在之处，还真的需要当时亲自安葬的专业人员，凭记忆，再加上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行。
那么，司马迁说的“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讳”，不是母亲颜徵在怨恨叔梁纥，如果是这样，太史公应该说“母怨之”，而不是“母讳之”。此处的“讳之”，是指颜徵在忌讳谈自己的死，忌讳谈什么安葬之事。颜徵在去世时，年方32岁。应该说，她不相信自己会离开人世，至少，这样的年龄，应该忌讳谈自己的死，谈什么合葬等等，这都是不吉利的话题。
没想到，她真的死了。这就给孔子留下一个大难题。
怎么办？母亲已死，停丧在家，等不得。于是，孔子就“先浅葬其母于鲁城外五父之衢。而葬事谨慎周到，见者认为是正式之葬，乃不知其是临时浅葬”。（钱穆《孔子传》）然后，他再到处打听，寻找知道线索的人。
他的一片孝心，感动了一位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的儿子曾经参与安葬叔梁纥，是职业抬棺的人，她告诉了孔子叔梁纥棺木的具体位置，孔子于是终于可以把父母合葬了。为此，钱穆先生感慨地说：“时孔子尚在十七岁以前，而其临事之缜密已如此。”
但是，17岁的孔子毕竟年轻，在他圆满地办完父母安葬大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令他很尴尬的事。这件事对他刺激太大了，直接导致他服完丧后，第一次离开鲁国。
此时鲁国的执政上卿季氏发了一个通告，邀请所有的鲁国士族子弟，来家里宴会。这是鲁国执政邀请鲁国所有的士，所以—
第一，这是一种体面和光荣，体现的是家族的地位和身份，以及将来的政治前途，当然必须去。
第二，既然是鲁国执政的邀请，还不得不去。谁敢不给季氏的面子？或者说，季氏给别人脸面，谁敢不要这个脸面？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孔子此时的两难：去吧，在母丧期间；不去吧，谁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17岁的孔子，既无法与季氏沟通，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他是一个孤独的少年。
几经思考，17岁的孔子决定前往。因为还在守丧期，孔子穿着丧服就赶去赴宴了。这实在是很贸然唐突的。但是，我们还是同情这个只有17岁的少年吧。这么大的事体，对于毫无上层社会经验的他，我们要给予的，不应该是嘲笑，恰恰相反，应该是同情的眼泪。
在门口，孔子碰到一个人—季氏的家臣阳货。阳货挡在门口，跟孔子说：“我们家主人请的是士，没有说要请你。”阳货并没有责备孔子的失礼，但是，他给孔子的，是更加沉重的打击。那就是，根本不承认孔子的士的身份，根本不承认孔子是叔梁纥的儿子。
士是贵族阶层的最后一个等级，是统治阶级的最底层，是通往社会上层的门槛。再往下就是老百姓了，就是被统治阶级了。没有士的身份，就几乎失去了进入社会上层的资格。
这使得孔子受了很大的打击。一个17岁的少年，父亲去世了，谁给他出头？母亲不在了，谁给他擦一把辛酸的眼泪？他一个人默默地退下来，只好回家。
但是，父母双亡的孔子必须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并且一切都得自己为自己作主。据《孔子世家》载，到19岁（似乎应该是20岁，因为古代20岁弱冠，方可成婚），服母丧期满的孔子，打点行装，仗剑去国，到宋国去。
此时的孔子，应该是迷茫和倔强兼而有之吧!
鲁国暂时不接纳孔子，那么，他就去宋国。那不仅是他的祖宗之国，而且，还是文化之都，是殷商文化的传承之地。
这应该是孔子发愤图强的表现吧。
庸人，一经打击，即一蹶不振。
豪杰，百折不挠，愈挫愈奋。
打击，可以毁灭庸人。而豪杰之士，则在打击中百炼成钢。
《礼记?儒行》：“（孔子）长居宋，冠章甫之冠。”
同年，与宋国亓（q ）官氏（钱穆谓与孔家一样，来自于宋国，时居鲁）的一个女子结婚。婚后不久，又回到鲁国。为什么又回来了？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他回来了，但是，他能爬起来吗？他还真的爬起来了。
第二年，孔子的儿子出生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他爬起来的标志。
鲁昭公听说孔子生了孩子，马上派人给孔子送了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
在孔子17岁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家臣阳货都看不起他；现在20岁，也就短短的三年时间，鲁国的国君都会因为他生儿子而送鱼来祝贺他，这说明什么？
说明孔子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
孔子非常高兴，他想起他17岁受辱的场景，看看今天鲁昭公送来的这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当即决定，儿子名就叫鲤，字就叫伯鱼。
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ku ng，赏赐），故名曰鲤而字伯鱼。（《孔子家语》）
鲁昭公的赐鱼，让孔子感到光荣，更让孔子对鲁昭公充满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伴随了孔子一生。
但是，我们要问，鲁昭公为什么要抬举孔子呢？
鲁昭公为什么要对一个二十来岁的、尚未出仕做官的年轻人如此恩宠和重视，给予他这么大的面子和荣耀呢？
只有一个答案：孔子获得了人们的尊重。
一无显赫的家世，二无自身的富贵，孔子凭什么获得人们的尊重呢？
答案只有一个：孔子以他的学问，获得了人们的尊重。
那么，是什么样的学问，能让他得到当政的认可呢？显然不是那些下层人的谋生之学。这是鄙事，是“君子”不为的，不屑为的，所以，也不可能获得君子的认可。能够获得上层社会认可的学问，在那个时代，只能是“六艺”。
这就要讲讲孔子“学”的第二方面内容了。
谋仕之学—传统儒业，即“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为了生活，孔子不免从事一些仅仅为了养家糊口的行当。但是，他毕竟是士族，他的服务社会，走上社会的道路，只能是通过传统的儒业—学好六艺，为贵族服务，为政府服务，走上仕途。
当时士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为进身谋生之途，是即所谓儒业??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一名色，已先孔子而有。即叔梁纥、孔防叔上不列于贵族，下不侪（ch i）于平民，亦是一士，其所业亦即是儒。（钱穆《孔子传》）
礼、乐、射、御、书、数是一些什么样的学问呢？
简单一点说：
礼，就是指周礼，就是那个时候人们必须掌握的生活中的礼节，就是各种仪式上的礼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礼数。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礼节，有不同的礼仪，有不同的礼数，很复杂，一般人搞不明白。能搞明白的就是专家，很多时候，需要这样的专家指点人们从事相关礼仪。比如，婚丧嫁娶，总有一些讲究，总有一些礼数，必须有专业人员指导。那时的礼仪比今天还要复杂，所以，这类人更显得重要，“相礼”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业，也是社会需求量特别大的职业。
乐，跟礼有关，有礼的地方必然有乐，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礼，也要什么样的乐。所以，懂礼者必懂乐。
射，射箭，贵族士族将来要代表国家上战场的，不会射箭怎么可以呢？并且，礼中还有射箭的比赛等等。
御，古代打仗要驾战车的，所以还要会驾车。而且，大夫出行，必乘马车，这是身份的标志，如果为贵族服务，不会驾车怎么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有驾照。
书，写字，这个书在这里当动词讲，就是要会写字。
数，要会算数，要会计算，同时这个数里面还包括术数。
礼、乐、射、御、书、数，我们把它称之为“小六艺”，这个“小六艺”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的“公务员”考试的六门课程。如果要进入国家的政府机构当公务员，就必须参加这六门考试。
孔子毕竟是士族人家的子弟，他小的时候为了谋生，可能不得不去学一点“鄙事”，但是他一定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学礼、乐、射、御、书、数，他将来要通过“公务员”考试，要进入政府，要参与国家管理，这才是他这个身份的人最后必须要走的人生之路。
而孔子到了20岁的时候，他已经学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已经是这一方面的最有名的专家了。他在鲁国学，到宋国学，天赋又极高，所以20岁他就成了“六艺”专家，成了国家最需要的那样一种人才。
所以，曾经有一个人感叹说：“孔子真伟大呀！知识学问很广博，都不知道他到底擅长什么专业了。”孔子听到这话，对弟子们说：“我从事什么职业呢？从事于驾车吗？从事于射箭吗？我还是从事驾车好了。”（《论语?子罕》 ）
这样的博学，才能让鲁昭公如此的器重。
一个人要受人尊敬，一定是有条件的；一个人受人尊敬，一定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一个人要受人尊敬，一定要有让别人尊敬的理由。孔子本来什么都没有，孤儿寡母，到20岁的时候，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居然得到国君如此的礼遇，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母亲的引导、自己的努力。 《孔子是怎样炼成的》 好学少年
孔子在“六艺”上的成就，来自于母亲自小有意识的引导，更来自于他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
实际上，孔子很小就对当时礼乐文化表现出了兴趣。司马迁讲过：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这大概又是司马迁实地考察，在当地父老那里得到的说法。这里有一条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孔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礼仪文化的环境里，而他自己，也早早地对这种文化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清代郑环《孔子世家考》说过这样的话：
圣母豫市礼器，以供嬉戏。
作为母亲，颜徵在知道，幼年时期的教育，最为重要的是兴趣的引导，她给孔子买的什么玩具呢？她买的是礼器，把礼器买回来让孔子做玩具，玩儿着玩儿着他就成了礼乐方面的专家了。而且，礼乐里面，还包含着一种价值，那就是，理想的社会，是礼仪指导下的社会；理想的人，也是言谈举止合乎礼仪的人。不知不觉中，这种观念就潜移默化到幼年、少年的孔子的意识中去了。所以，给孩子买什么玩具是多么重要啊！
孔子成人以后，他对礼乐文化的兴趣，对人类和平，社会和谐的不懈追求，跟他早年的礼乐游戏有很大的关系。
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早慧、早熟，并且很早就表现出对文化的兴趣，有了强烈的学习欲望。
还要提醒一下的是，从孩提时代起，孔子就有了一种超越一般同龄孩子的理想和兴趣。他对礼的兴趣，就是对一种伟大文化的兴趣，对一种伟大文化传统的尊敬。
按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成人之间的鞠躬拜揖，并没有什么有趣之处，所以，一般的孩子不大可能喜欢上这样的礼节。而少年孔子对这样的东西竟然感兴趣，我以为，这证明了孔子的智商极高。
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在美国社会中的智力和阶层》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认为:
越是水平高的学校，学生的兴趣就越抽象、越“没用”。
你很难想象一个智商略高于平均线的人会对柏拉图产生兴趣。这样的学生们上课没精打采，只会对“实际”的课程感兴趣，比如财会等等。
根据这样的理论，我们看看，一个少年，就对礼仪这类包含着太多抽象人生意义的东西如此着迷，可以证明，孔子确实具有极高的智商。
现在，这个小青年凭借自身的天赋和刻苦的学习，早早地就精通了传统儒业的六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了公务员的考试且成绩优秀。那个时代没有考试，但是口碑和实际体现出来的能力就是一种社会认证。我们知道，他可是获得国君的认可和褒奖的，这几乎相当于后世科举考试的廷试、殿试。于是，完全获得了为贵族服务的资格。
在孔子的儿子出生那年，也就是在鲁昭公赐鱼不久，鲁国的执政上卿季平子就聘请孔子到他家做委吏（仓库保管员），第二年，又做了季氏的乘（sh ng）田（管理牧场）。
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这样记载：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索引：有本作“委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
孟子则这样说：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tu ，看门打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ku i）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
做官不是因为贫穷而去拿俸禄，但有时也是因为贫穷??因为贫穷而做官的，就应该辞掉高位，居于卑位，拒绝厚禄，接受薄禄。那么，做什么才算是合适的呢？做一些像守门打更一类的差事就行了。孔子曾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吏，他说：“把账目记清楚就行了。”他还曾当过管理畜牧的小吏，说：“牛羊长得壮实就行了。”
孔子当时做这样位卑而禄薄的职务，未必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因为仅仅是为了糊口，所以拒绝高官厚禄。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孔子当时还缺少做更大的官担当更大职位的资历与名望，他毕竟才二十来岁啊。
但是，孔子做这样的“鄙事”，却非常认真，“会计当”，“牛羊茁壮长”，司马迁也说他“料量平”， “畜蕃息”。
这叫“眼高手低”。
眼高者并不拒绝手低。手低时眼界却在高处。手低，是脚踏实地，干好本分活，受人之禄，忠人之事。眼高，是不为眼前一切所局限，明白自己尚有更大的追求。
所以，仔细揣摩孟子转述孔子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会计当”、“牛羊茁壮长”，后面都有三个字：“而已矣！”为什么用这样的语气呢？“会计当”、“牛羊茁壮长”—说明他这活儿干得好，手低。“而已矣”呢？—表示这活儿干到这样就行了，他不会在此沉迷，不会在此花太多的心思。他又不追求做会计师、总会计师，又不追求做畜牧专家，不开奶牛场，不做牛奶生意。
孔子有更高的眼光。那么，孔子的眼光在哪里呢？
我们看，假如孔子所学，都是这样或谋生、或谋仕的专业知识，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孔子。孔子之时，所谓“学”，皆谋求进身贵族阶层，得一职业，获得一份俸禄为生。如果孔子想的和这一样，那也不叫“志于学”，应该叫“志于仕”。
孔子讲过“君子不器”，他不会把自己弄成一个专家，他不会为了谋取一职，去专门学习某一专业，成为某一专业人才。有一天，他严肃地告诫学生子夏说：
“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那么，什么是小人儒呢？就是专业儒，职业儒，就是学成某一专业，以此谋生的儒。那么，什么是君子儒呢？就是不器儒，就是非专业儒。
那么，“志于学”的“学”，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这就要讲讲孔子“学”的第三方面内容—大学
什么叫做“大学”呢？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原来，大学之道，在于弘扬每个人内心中的高贵，在于人类自身的改造，而其最高境界，乃是至善！
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成人。
不是为了一己谋生，而是要为天下人谋生。
谋天下太平，争人类福祉！
所以，“大学”不是指那些专门的教育机构，不是指那些专门的教育实体，它是指一种学问。所谓的“大学”，就是学大，学着让你大起来。如果没有学着让自己大起来，那就是小人；如果学着让自己大起来了，那就是大人，大人就是君子。所以，大学简单地说，就是大人之学，就是君子之学。
这样的“大学”不是培养人的专业技术和技能，甚至也不是灌输一些静态的知识，大学是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的，大学是培养人的高贵品性和气质的，大学是养成人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的。
那么，孔子的“志于学”的“学”，就是这样的“大学”—将探究宇宙人生的大道作为自己的使命，将研究历史文化作为自己的职责,将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臻于至善作为目标。
北宋著名哲学家、“关学”领袖张载，人称横渠先生，他曾经提出过有名的“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果再加一句“为自我臻至善”，那就最好了。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子的“志于学”三个字，改变了中国文化史。理由至少有三点：
第一，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终身事业。这是以前没有的，学术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不再是体制的附庸，道统开始独立于政统并高于政统。
第二，一个人，也可以不做任何具体职业，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这是知识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的明确信号。
有此，才有后来的百家争鸣。
第三，知识分子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职责也不再是从事某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担当道义，任重道远的君子儒。
所以，钱穆先生讲到：
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孔子传》）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中记载：
儒有三科，达名、类名、私名。
所谓达名，殆公族术士之意。儒士即术士。（就是算命打卦、风水巫医??）
所谓类名，殆知礼乐射御书数之人，皆为国家桢干。（就是各级官员、公务员）
所谓私名，与今人所云甚近。即《七略》所谓“出于司徒之官”者。（就是知识分子，道义承担者）
自孔子而后，儒乃由职业技术，进而至于学术流派，不再是一个职业了。士也不再是“志于仕”，而是“志于道”了，甚至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
是道，而不是器，是形而上，不再是形而下，故孔子讲“君子不器”。就是对传统儒的否定，是新兴儒的道德宣言。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贡献之一，即是使“儒”脱胎换骨，由一切术士进而为六艺专家，再进而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担当道义，任重道远的君子儒。
简单地说，孔子带来“儒”内涵的变化：
术士—六艺专家（公务员）—价值承担者
孔子带来“士”内涵的变化：
志于仕—志于学—志于道
然后，才有曾子关于“士”的道德宣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
这样的人出现了，而且还是群体性出现，一个民族的面貌都改变了！
可见，孔子所学，就超越了前面两种具体的技术、技艺与知识的“小学”，而成为真正的“大学”。从此，礼、乐、射、御、书、数，退后为“小六艺”，是小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大六艺”，是大学。前四者，《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后二者乃孔子晚年增设。此六者被汉人合称为“六艺”，即所谓的“大六艺”。
教育的职能由原来的技术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一变而为真正的“大学”教育，变成了文化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
樊迟向孔子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又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了。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呀。如果政府重视礼，百姓就不敢不尊敬；如果政府重视义，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如果政府重视信，百姓就不敢不说出真情实况。假如做到这样，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他们的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上自己去种庄稼呢？”（《论语?子路》 ）
樊迟为什么向孔子讨教种庄稼种菜呢？显然，孔子懂得这些。
但是孔子为什么不告诉樊迟，反而如此愤怒呢？因为，他要提醒樊迟，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担负更大的历史责任。而不仅仅是养活自己。
有人说，这是孔子轻视下层人民，轻视体力劳动，这没有逻辑性。
事实是，孔子的培养目标变了。他不仅要让他的学生能够担当具体政府官职去管理国家，他更要他们能够成为价值承担者。
他办的不是农业技术学校，而是青年干部政治学院。这些人的首要能力，不是具体的技术技能，而是领导力、决策力，其核心，是价值判断力。
樊迟走了以后，孔子讲了三句话，这三句话牵涉到三个词，哪三个词呢？
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义，第三个是信。礼、义、信，这是价值啊！所以我说，到了孔子以后，士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他对社会的职责也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从事一些专业技术工作，他的最高使命是价值承担者。这才是把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终于给说出来了。所以，只有到了孔子，中国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真正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孔子的伟大，这是孔子对我们中华民族巨大的贡献。
在孔子看来，士人应当追求仁德，追求价值，追求正义。因此，士最可贵的，是他的判断力，而不是他的技术。甚至，士可以没有一门专业的技术，但绝不能没有判断力。没有判断力的技术人员，只是工具性的存在，而不是“人”的存在。
实际上，孔子是一个有多种专业技能的人。但他超越了这些专于一隅的技术，而去追求终极真理以及全人类的幸福。正是这种终极关怀，才使他成为圣人，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伟人。
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孔子，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一边谋生，一边坚持学习，向着人生和学问的深度掘进。一个思想的大师，道德的圣人，就要出现。
好学是孔子成为圣人的关键。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
即便十户人家的小村邑，也一定有如同孔子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他这样爱好学习啊。
忠厚老实的人很多，勤勉好学的人太少。到大街上，如果随便找十个人，其中一定有老实厚道的人。但是，找一百个人，其中也未必有一个好学的人。所以，平庸的人多，杰出的人少。
好学，则一切缺点可望改掉，一切不足可望弥补。孔子之所以由凡人成为圣人，无他，好学而已。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
前面我们讲到，孔子的智商极高。但是，仅有智商是不行的。
卫国的执政上卿孔圉（y ），字仲叔，死后被谥为“文”。子贡有一次问老师：“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一般而言，聪敏的人大多不好学，不刻苦，地位高的人大多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所以，能做到聪明而又好学，位高而又不耻下问，是比较难得的，这是孔文子被谥为“文”的原因。
孔子本人早就这样做了。
我们看看他的虚心求学：
孔子进入太庙，协助礼仪，每件事情都要发问。有人说：“谁说鄹（zu）人叔梁纥的儿子懂礼呢？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要问人。”
孔子听到这话，说道：“每件事都要问明白，以免疏漏，这正是礼要求的谨慎呀！”（《论语?八佾》 ）
既称鄹人之子，可见当时孔子不大，尚不能自立名声，自有建树。但已经有了“知礼”之名，并已经获得进入太庙助祭的资格，可见也不小了。应该在20岁以后，30岁之前。
昭公十七年，孔子27岁那年秋天，鲁国有个附属的小国郯（t n）国的国君郯子，到鲁国来了。鲁国国君鲁昭公就跟鲁国的执政大臣叔孙昭子设宴招待郯子。郯子是很有学问的人，在这个宴会上，叔孙昭子就问了郯子一个问题，问他们的祖先少氏官名为什么都是以鸟来命名呢？郯子就给他作了解释和说明。当时孔子不在现场，孔子后来听说了，赶紧跑到国宾馆，当面讨教郯子，把这个东西全搞明白了。
孔子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与人学习的机会，所以他后来讲过一句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本来应该跟他谈一谈，应该在他那儿讨教讨教，可是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这叫失人啊。所以，假如我们有机会向某人讨教，或听演讲，一定要去，不然，错过了就很难有机会了，这就是孔子给我们的教导。（《左传?昭公十七年》）
除此之外，孔子还外出求学。
30岁之前，孔子至少两次出国。
第一次是19岁时去宋国，这是一次认祖归宗的旅程，从曲阜到宋国国都，约两百多里，路途艰险，但孔子一往无前。他要去宋国学习殷商古礼。
第二次是去郑国向子产学习。
子产在孔子30岁时去世。所以，他在郑国向子产学习的时间应该在30岁之前。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q ）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按司马迁的说法，孔子所严肃认真恭敬侍奉的老师，有老子、蘧伯玉、晏子、老莱子、子产，还有孟公绰。
《史记?郑世家》载：
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
孔子和子产的关系，竟然亲如兄弟。这是一对忘年交朋友，是典型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产为人很仁德，能够爱人。后来，有一次樊迟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仁者爱人。”我们可以看出来，子产对他是有影响的。
孔子后来评价子产，说子产有四种品行符合君子之道，哪四种品行呢？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自己做事很恭谨，对待国君很恭敬，爱护人民有恩惠，使唤人民合乎义。
后来子产去世了，孔子哭了，叹息着说：“古之遗爱也。”子产这样的人，那是伟大的古代文化培育出来的一个仁爱之人啊。（《左传?昭公二十年》）
子产去世的这一年，孔子30岁。经过不懈的自学和求学，30岁的孔子，终于可以立起来了。 《孔子是怎样炼成的》 一场私学万世师
孔子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好学再加上过人的天赋，到他30岁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豪地说“三十而立”了。
“三十而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参与会见到访的近邻大国的齐国国君齐景公及其名臣晏婴。
一个人，是否立起来，要看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自己心中是否有主见。
第二个指标：别人眼中是否有自己。
首先自己是否有主见，然后，是否自信地表达主见，让别人对自己另眼相看。我们常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用“三日”的时间，充实自己，然后展现出来，让别人眼中有自己。如果这“三日”你毫无长进，别人就还是老眼光看你。你自己先刮垢磨光，别人才刮目相看。
所以，首先你要自己行。你自己行还不行，还要人家说你行。普通人说你行还不行，要很行的人说你行才行。自己行，是英雄。很行的人说你行，是给你用武之地。多少“很行”的人，就是没有行的人说他行，就终身埋没，还被俗人认为“不行”。
对于孔子而言，我们都知道，他自己是行的。但是还要很行的人说他行才行。
30岁，超级大国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和总理晏子来访，孔子已经可以列席参与并发表谈话了。也就是说，鲁昭公和三桓一致认为他行了。
于是，孔子“立”必须具备的两个指标都有了。
我们记得，27岁时，小小郯国国君来访，孔子还不能参与接见。这说明，那时孔子行，但是，鲁国君臣不说他行。所以，还不行。还不能叫立起来。所以，孔子说自己是三十而立。二十七都不行。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g ，黑色的公羊），爵之大夫，起缧（li）绁（xi）（捆绑犯人的黑绳索。借指监狱；囚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孔子世家》）
百里（x ）原为虞国大夫，秦穆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借道伐虢，灭了虞国和虢国，俘虏了虞君和他的大夫百里。晋献公的姐姐出嫁秦穆公时，百里作为陪嫁的臣妾家奴之一被送到秦国。百里逃离秦国被楚国人抓住了。穆公听说百里有才能，本想用重金赎买他，但又担心这样做反而提醒了楚国，此人是个人才，楚国反而不给了，于是他就派人对楚王说：“我家的陪嫁奴隶百里逃到这里，请允许我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他。”楚国答应了这笔交易，交出百里。此时，百里已经七十多岁。穆公向他讨教国家大事。百里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值得您来询问？” 穆公说：“虞国国君不任用您，所以亡国了。这不是您的罪过。” 穆公坚持询问，谈了三天。穆公非常高兴，委任其为上大夫，把国家政事交给了他，因为是仅用了五张黑色公羊皮收买回来的，故号称“五大夫”。（《史记?秦本纪》）
齐景公对身处西方边蛮之地的秦国在秦穆公时代强大起来很疑惑，于是，他就此请教历史学家孔子。孔子告诉他，像秦穆公这样思贤若渴，又能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还能毫无戒备地重用人才，就是称王也是可能的，现在仅仅能够称霸，还是小的。
这样的回答，固然符合历史事实，其实，也未尝不暗含着孔子自己的政治诉求：30岁的他，虽然出身低贱，但才能优异，志向远大，也应该有一个承担大任的机会。
齐景公来访，孔子参与接见，并且侃侃而谈，言之成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可见他的自信，可见他的自立。
那么，孔子三十而立之时，做成了什么样的事业呢？
他创办了“私学”。并通过此，实现了经济上的“立”和事业上的“立”。
通过自学和多方求教，孔子在传统儒业“六艺”上，已经有了很高的造诣，已经成为一个专家，并且，对于“六艺”，他还有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独立思想，他完全可以开班授徒，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于是，在30岁之前，孔子就退出仕途，不再担任季氏的委吏、乘田，而创办了私学。
本来他在季氏家做家臣，后来甚至可以参加国家大典，担任助祭，是很有地位了。但是，既然他“志于学”，随着学问的一天天精进，他必须全力以赴。后来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如果学习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与做官相矛盾，孔子就毫不犹豫地弃官不做。
但是，弃官不做，专做学问，会出现诸多问题，比如经济问题，社会地位问题，等等。而创办私学，不但可以专心学问，甚至教学相长，而且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创办私学，解决了自己的经济问题。
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自己主动送来十条干肉作为薄礼—也就是后来的学费，孔子就给予相应的教诲。（《论语?述而》 ）
需要说明的是，孔子的学费并不是统一标准，束大概是最低标准，以照顾贫寒的学生。至于贵族子弟，以及像子贡这样的富有之人，大概就不是收学费了，他收的大概是赞助费。
其次，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干预社会，推行主张，宣传思想，实现理想。也就是说，他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最好途径，职业和事业实现了最好的结合。
再次，他由此还可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不再受制于人。从季氏那里辞职，创办私学，不仅自己获得了自由，还培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表明这个社会有了道义的承担者。
那么，孔子的私学和传统的官学，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当然是培养目标不同了，价值承担者出现了。
官学是由周天子或各国诸侯办的学校，主要是教育贵族子弟，其培养目标很简单，就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
孔子的培养目标，当然是可以走上政坛，主持内政外交，成为社会管理者，但同时，他也把这些人培养成价值承担者、文化传承者、理想的践行者。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
知识分子、读书人，一定要心胸开阔，而又意志坚定。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读书人任重而道远，他承担着最重的担子，而且要走最远的路。什么担子这么重呢？把“仁”挑在肩上，“仁”就是这个价值！
我们人生里面都有很多具体的担子：一个人要养家糊口，这是个担子，在单位里面要好好工作，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个担子，但是还有些抽象的道德的担子、价值的担子。我们有没有心胸和勇气把它承担起来？以前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们才意识到，读书人、知识分子，他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价值，并且，死而后已。
其次，教育的内容不一样了，士的面貌改变了。
官学教的，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六艺”，即便教授传统经典，比如《诗经》，也侧重其中涉及到的礼乐祭祀方面的实用内容。
而孔子教的，是“《诗》、《书》、《易》、《礼》、《乐》、《春秋》”的“大六艺”。
“小六艺”和“大六艺”的区别在哪里？
“小六艺”是“小学”，是培训专门技术的，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是培养工具的，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培养“器”。
“大六艺”是“大学”，是培养价值判断力的，是培养人格的，是不把人当工具培养，而是把人当人培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把人培养成立身于“道”并能灵活运用“道”的人。
比如，传统的《诗》学，侧重于与礼仪活动有关的祭诗和颂诗。孔子则讲到了兴观群怨等等。传统的《书》，为文字课，是指我们现在中学里面所说的听说读写，是基本技能和知识课。而孔子则转变为历史文献课，成了加上书名号的《书》，也就是《尚书》。当时的《尚书》尚无统一定本，仅以时代分编而散存于世，如《夏书》、《商书》、《周书》等，孔子把它当成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来教授学生；礼乐是传统六艺课程，但孔子不再是要求一种简单的记诵，而是带有明显的研究性质，并挖掘其深刻内涵，找到其对应于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抽象价值。
所以，孔子之学，乃是在“小六艺”之中，找寻其道德意义，明了其渊源流变，发扬其道义精神。从而达到“大六艺”的境界，并由此建立人生的道德价值基础。
我们特别来看看《诗》。
孔子说读《诗》可以使人“兴观群怨”。这就是此前官学不可能达到的认识。
何谓“兴观群怨”？
“兴”，就是把人培养成有情怀的人，有热情有性情的人，有温度的人，有爱能恨的人。
“观”，就是把人培养成有观察力、洞察力、判断力的人。
“群”，就是把人培养成有群体意识，有公共意识的人，能维护公共福祉而不是专注个人一己之私的。
“怨”，就是把人培养成能够表达个人意见和情感，在融入集体的同时，又能保持一己独立的人。
简单地说—
“兴”，就是热爱社会。
“观”，就是了解社会。
“群”，就是融入社会。
“怨”，就是批判社会。
这样的人，当然就能事君事父，就是一个对家国有用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大人。
第三，教育的对象不同了，百家争鸣起来了。
官学的生源，当然都是贵族子弟，而孔子显然想把教育推广到下层。所以，在他的私学里，是“有教无类”。
孔子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大批新兴的地主、商人、平民子弟进入私学。《荀子?法行》篇曾记载一个叫南郭惠子的人对孔子门下学员“鱼龙混杂”的疑惑：
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是以杂也。”
南郭惠子认为孔门生徒“杂”，显然是以传统教育的“纯”来作对比的。而“杂”正是私学的特点。孔子门徒中，有穷居陋巷的颜渊，“衣弊衣以耕”的曾参（曾子是和父亲亲自下地锄地的），居“上漏下湿”、“不堵之室”的原宪，还有“卞之野人”子路??
《吕氏春秋?尊师》中记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
子张被孟子称为“得圣人之一体”，“鄙家”即鄙俗小人；像颜涿聚这样的大盗孔子也收。
《论语》里有这样一条记载：互乡这个地方的人比较愚昧和蛮横，很难与他们讲道理。一个童子却受到孔子的接见。弟子们都疑惑不解。孔子说：“我们要赞许他的进步。不鼓励他的后退。何必做得太过分？人家清洁自己以求进步，就要赞许他的清洁，而不要老盯着他以往的行为。”（《论语?述而》 ）
肯定并鼓励人现在的进步，不纠缠人过去的错误，这也是“有教无类”的一种。
当然，还有大款子贡。贵族子弟也来了。
我们说这个“杂”好不好？可以说，杂了才好，杂了才会有不同的立场！看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贫寒之人和富有之人一定不一样；低贱之人和贵族子弟也一定不一样。所以我们看看，孔子以后，一直到战国，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局面是谁开创的？“百家争鸣”这个时代的开创者就是孔子。孔子用什么开创了“百家争鸣”？用私学，就是因为私学的生源杂。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像官学一样，所有的弟子、所有的学生出身一样，社会身份一样，经济状况一样，会怎么样？他的利益诉求就会一样，利益诉求一样他们会有观点的不同吗？就不会了。所以，孔子私学里面，正是因为大家出身不同，所以会导致他们的立场不同，会导致他们的利益诉求的不同，于是他们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表达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于是就形成了“百家争鸣”。所以，孔子是开创“百家争鸣”时代的人。
第四，教学方法不同了，独立思考的人出现了。
宋代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提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这就是“因材施教”的来源。
有一天，子路问老师：“听到了道理就马上行动起来吗？”
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何能不请示父兄就马上行动呢？”
过了几天，冉求问老师：“听到了道理就马上行动起来吗？”
孔子说：“当然，听到了就应该马上行动，为什么犹豫呢？”
恰好这两次公西华都在场，他就不明白了，就问孔子说：“老师，仲由问‘听到了就马上行动吗’，您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到了就马上行动吗’，您却说‘听到了就该马上行动’。两人问的问题一样，您的回答却不一样，我很迷惑，斗胆问问为什么。”
孔子说：“冉求做事常过分犹豫而畏缩不前，所以要鼓励他；仲由勇气逼人而行动莽撞，所以要抑制他。”（《论语?先进》）
这是最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
这里的“材”，不仅是指天赋的智力，还指天赋的性格、气质。孔子能根据弟子不同的天赋，勇者抑之使之谦和，怯者激之使之勇敢，显示出一个大教育家的风范。
而且，孔子还提倡启发式教育。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要求的不是学生死记硬背一些现成的知识，抱残守缺，他要求的是学生的独立思考，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的教育，就不仅要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生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领悟大道的能力。所以，孔子说：
“不到他苦思冥想而仍领会不了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内心有所表达而又不会表述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就像一面桌子，我告诉他一个角，他不能因此推知另外三个角，便不去教他了。”（《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孔子一方面说“诲人不倦”，一方面却又动辄就不教了。为什么？教育要教会人思考、教给人思考的习惯以及让人勤于思考，有些苦口婆心的老师，特别尽职尽责，却养成了学生的依赖和懒惰。孔子却恰恰相反。学生不思考，他就不教学生了。孔子不教学生，实际上就是要求学生要学会自己去获知。
其实，在孔子时代，还有另外一些私学也办得红红火火，如火如荼。那么，为什么对后世有影响的就只有孔子的私学呢？
我们来看看孔子的私学和当时其他人的私学有何不同。
我们现在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这话不够准确，因为至少在他同时，也有人在办私学了，只不过，没办好，还丢了命。
邓析在郑国办了一所法律培训学校，兼律师速成班。他自己就是一个名声赫赫、对法律问题很有研究并出版过法律学著作的律师。
我们都知道，办学越是教技术、教专业，来求学的人就越多，因为学了马上就能用，这跟现在一样。所以邓析的学校办得很红火。邓析自己常常帮别人打官司，他的律师费收得也有意思，大的案件，收一件上衣，小的案件，收一条裤子，或者一件短袄。孔子收吃的，他收穿的，这俩收学费还收得不大一样。结果是老百姓带着衣服到他这儿交学费，请他教大家怎么去打官司。这样的人不可胜数。
但是，邓析这个学校办到最后就办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他不讲原则，不讲法律精神。他把学生教得不正派了，他教学生打官司的技巧，却不是教学生对法律的尊重，以及法律的精神。所以史书上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什么叫“两可之说”呢？就是他想说这个人有罪他也有办法，他想说这个人无罪他也有办法，他变成讼棍了，他把学生也教成玩弄法律的讼棍了。
《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上衣），小狱襦（短衣；短袄）。民之献衣襦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
《列子?力命》和现本《邓析子》中都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
实际上，这就是教人诈。
什么叫“两可之说”呢？我们举一个例子。
《吕氏春秋》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一个富人掉到水里淹死了，然后被一个人给捞上来了。捞尸的人一看是个有钱的主，要的报酬特别多，想趁机敲诈他一把。这个富人的家人觉得要价太高了，就不服气，怎么办呢？找邓析。邓析说：“他捞上来的这个尸体，除了卖给你他又不能卖给别人，你别着急，你等着。”
富家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他就不着急，沉住气在家等。
这个捞尸人一看这家人怎么不要尸体了，着急啊，他也来找邓析，邓析却说：“这个尸体他到别的地方买不到，你也别着急，你等着。”（《吕氏春秋?离谓》）
这就叫“两可之说”。可是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呢？他给别人出的都是坏主意。他这种办法，最后教出来的，一定是刁民。
这样的没有原则，只有权术，玩弄聪明，操纵他人，结果，就是自己玩死了自己。
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
只要邓析愿意，有罪也能弄个无罪释放，无罪他也能让人把牢底坐穿。结果，就是邓析自己触犯法律，触怒郑国执政，被杀了。不过，杀他的不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子产，子产那时早已死了，杀他的是继子产、子大叔而任郑国执政的姬驷（chu n）。（《左传?定公九年》）
这一年，是鲁定公九年，孔子51岁，开始出任中都宰。孔子办了二十多年学，最后出来从政了。邓析办了多年学，最后送命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一个成人之美，一个成人之恶。
什么叫成人之美呢？帮别人做好事。什么叫成人之恶呢？帮别人做坏事。（《论语?颜渊》 ）邓析办学，变成了帮别人做坏事了。孔子还有一句话，叫“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一个人的生存，依赖于他的正直，可是有那么多不正直的人为什么也活着呢？那是他很侥幸地避免了灾祸。
正直而合乎正道，是生门。邪曲而走上邪道，是死门。在生门中生，是常态。在死门中不死，是侥幸。
所以做人要正派。当老师尤其这样，当老师一定要教人走正道，一定要教人做正派人，这是一个底线。孔子还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往上走，小人往下走。那么作为老师，也要教人“上达”而不能教人“下达”。孔子的私学和邓析的私学做个比较的话，那就是孔子教人往上走，邓析教人往下走。所以邓析被杀了，邓析的这个学校烟消云散了，邓析培养出什么学生来了吗？无从知晓。孔子一生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圣人，孔子的学生怎么样呢？可谓是一代又一代大师辈出，这就是走正道和走邪道的不同。
孔子学生很杂，什么人都有，孔子学生里面还有两个贵族子弟，这两个贵族子弟很特殊，他们是鲁国最有名的三大家族里面的孟孙氏家族的两个同胞兄弟。这两个孟氏大家族的同胞兄弟是怎么到孔子这儿来学习的？他们在孔子这个地方的学习对孔子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孔子是怎样炼成的》 忍无可忍
孔子门下来了一对贵族兄弟，他们是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南宫敬叔。
这还要从他们的父亲孟僖子说起。昭公七年的时候，楚灵王造章华台，落成时，想请各国诸侯参加典礼，鲁昭公就去了，同时带了大夫孟僖子，以负责外交礼仪。可偏偏孟僖子不懂礼仪，途经郑国，郑简公在国都城门慰劳鲁昭公时，孟僖子不知如何答礼。
到了楚国后，楚灵王在城郊举行郊劳礼欢迎鲁昭公时，孟僖子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宴席上，楚灵王一时激动，把大屈宝弓送给了鲁昭公，以示友好。酒醒了，他又后悔了，想索要回去。这事很难办。可是他手下的大臣（wi）启说：“这个好办，我去要回来就是。”启来到国宾馆，见到鲁昭公，鲁昭公还很高兴，告诉启楚灵王送他宝弓一事。启马上向鲁昭公拜贺，说：“齐国和晋国、越国很早就想得到这个宝贝了，我们的国君一直不给他们。现在给了你，你要谨慎地防备这三个大国，好好地保护好这个宝贝啊。”
鲁昭公一听，这哪是什么宝贝？简直就是祸根！急忙把大屈宝弓还给了楚灵王。（《左传?昭公七年》）
鲁昭公这次出国，几乎丢尽了人！尊敬他，他不知道如何答礼；耍弄他，他又不知道如何反击。
要知道，鲁国的始封君是周公，周公是周礼的制订者。鲁昭公、孟僖子这一趟外交之旅，简直就是转着圈子丢人，丢老祖宗的人。好在孟僖子还有羞耻心，回国以后，就下决心研究礼仪，向懂礼的人学习。谁懂得礼，他就向谁学习，等到他临终之际，就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说：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南宫敬叔）与何忌（孟懿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
于是，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弟兄二人同生于昭公十二年，可能是双胞胎。这一年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34岁了，这两个小兄弟13岁）。
连这样的贵族都如此信任他，可见孔子的私学办得非常成功。
孟僖子两个儿子的到来，还给孔子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知道，孔子如果听说哪个地方有高人，一定会向他请教。孔子曾经去郑国向子产学习，曾经到宋国去学习殷代之礼，他在鲁国学的主要是周礼，但是周礼的大本营，毕竟是在周啊！周此时在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附近。而且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高人，谁呢？老子。孔子早就想到那个地方向他求教，可是距离太远，没有人赞助，他自己不能步行去啊。现在贵族来了，机会来了，他就跟南宫敬叔说：“我想访问周，向老子请教，你能不能够跟国君说一说，让他支持我们一下？”南宫敬叔就找到了鲁昭公，把孔子的意愿跟国君说了。鲁昭公当即决定给他一辆马车，两匹马，还给他派了一个人，除了一路上照顾孔子之外，兼做保镖，以确保出行安全。然后孔子还带了一个人，《史记》说带的就是南宫敬叔，现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南宫敬叔当时才13岁，不大可能，应该是另外一个学生。就这样，三个人，出发到周向老子求教去了。
鲁昭公对孔子的确非常好，他在孔子人生的两个最关键的时刻，都帮了孔子。孔子20岁生儿子的时候，鲁昭公给他送了一条鲤鱼。现在，又给他支持，让他去周问道于老子。
这两次，都是在孔子特别需要的时候，而鲁昭公的两次出手相助，都有象征意味：
“一条鲤鱼”，象征着国家、政府对孔子身份、地位的肯定。由此奠定了孔子在鲁国的地位，并为他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和上升的阶梯。
“一乘车、两匹马、一竖子”，象征着国家、政府对孔子创办的私学的肯定、承认和支持，孔子所办，虽为私学，却获得了公家的首肯。
更重要的是，孔子得到老子这样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高人指点，对于一个三十而立、雄心勃勃、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
鲁昭公实际上是一个很软弱的国君，他后来还被三桓赶出国，在国外待了七年，死在外面，但是此人死后被谥为昭。昭的意思就是明白人。我们看他帮助孔子，说明他在一些事情上还是很明白的，鲁昭公被三桓掣肘，实在是他人生的悲剧。
而孔子对鲁昭公也很感激，也会报答昭公的。这个以后我们再说。
孔子到了周，见到了老子，那么，老子会给孔子什么样的指点呢？孔子在老子那里，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如果时运好，得到明君的帮助，就可以出来做官，出来做一番事业。可是如果时运不济，没有明君，那就不妨随波逐流，一切听之于命运。这是老子对孔子讲的第一句话。
这话对34岁的孔子而言，不啻是醍醐灌顶，又如同当头棒喝。我们看，此前的孔子，从社会的底层锐意进取，不折不挠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老子这样的话，一定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
老子提醒他：
知道进，还要学会退。
知道勇，还要学会怯。
知道直行，还要学会迂回。
知道坚定，还要学会灵活??
孔子从小就生活在社会底层，一直努力奋斗，他能够有今天，就是靠他那一股精神，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是到了这个境界，就必须由老子这样的人，来给他讲生活中的另一面，讲一个硬币的另一面。所以这种教导，对孔子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从此以后，孔子的思想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老子的痕迹。我们读《论语》，读着读着就会发现老子的影子。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
老子接着说：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藏和愚。什么叫愚？愚就是藏。把智慧藏起来不就像愚了吗？所以孔子后来对颜回讲过一句话就是：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
把智慧藏起来，把才华藏起来，把志向藏起来，把理想藏起来。韬光养晦，和光同尘，这是老子的道家的智慧，孔子也有这个智慧。我们不能不说，这个跟老子有关。
例如，《老子》中“愚”字共出现三处三次，全是褒义词。
《论语》里面，“愚”字出现七处九次，基本上都是否定的贬义词，但是唯有一处两次，却是褒义词：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卫国大夫宁武子这个人啊，在国家有道的时候，就聪明；当国家无道的时候，就愚笨。他那聪明，别人赶得上；他那装傻的功夫，别人可就赶不上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聪明，就是愚笨；有一种愚笨，实际上是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聪明—愚不可及。显然，孔子对“愚”字的褒义用法，与老子有关。
最后，老子教导孔子：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傲慢之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的意思就是说，戒除自己身上的骄气、傲气，戒除自己身上过多的欲望、过大的志向。欲望太多了不好，志向太大了不好。太骄傲了不好，太傲慢了不好，太锋芒毕露了不好。
句句都是针对孔子当时的状态和心态。我们也可以从中想象得到，三十而立的孔子，是何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何等志向远大、理想崇高！是何等意志坚定、自信自负??
这都是一个年轻人的优点，没有这些每一个人注定不会有所成就。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而缺少适度的弹性、适度的退守、适度的淡泊，也不会成为大才。
一个人，二十来岁时如果不是意气风发锐意进取，不会有出息。
一个人，到了三十岁，还只是意气风发而没有理性冷静的头脑，也不会有出息。
后来，孔子骨子里的从容淡定，何尝不是受老子的启发？
老子提倡损之又损之道，孔子也一样赞成。
有一天，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到鲁桓公的庙里面去参观，看到这个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倾斜在那个地方。孔子就问这个管庙的人：“这是什么东西啊？”
管庙的人告诉孔子：“这是宥坐之器。”
什么叫宥坐之器？就是国君座位右边放的一个东西。我们都知道有座右铭，古代除了座右铭之外还有一个是宥坐器，座右铭是通过文字来对我们进行提醒、告诫，宥坐器是一种器具，通过这个器具来对我们进行一种形象的告诫。
当这个看庙的人告诉孔子，这是宥坐之器的时候，孔子说：“哦，既然是宥坐之器，那我知道，当它里面没有装水的时候，它是倾斜的；你把水装到一半，装到正中间的时候，它是端正的；装满的时候，它就倾覆了。”
孔子转身对弟子们说：“试验一下，往里面装水。”
当水装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宥坐器果然端端正正地立起来了。
孔子说：“再往里面装。”
等到水满的时候，这个宥坐之器果然一下就倒了。
于是，孔子对弟子们说：“小心啊，万物都是这样，一旦自满就一定要倾覆，一旦骄傲就一定要倒台。”
子路说：“老师啊，既然这样，我们如何才能让人生完满并保持完满而不倾覆呢？”
孔子说：“你记住四句话：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
聪明要用愚来守；功劳要用让来守；勇敢要用怯来守；富有要用谦来守。
孔子说：“这就是损之又损之道。”（《荀子?宥坐》、《孔子家语?三恕》）
什么叫损？损，就是减损。孔子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人生要学会做减法，我们总是想着往我们的人生中填充什么，务求填满，做加法；实际上人生更重要的是做减法。一个完满的人生，幸福的人生，不是看你有了什么，更多的是看你没有了什么。
一个人有了钱就幸福吗？有了权就一定幸福吗？这些东西有了未必就幸福。但是，有一些东西没有了，我们就会幸福，这些东西就是浮躁、焦虑、贪欲、嗔怪，蝇头小利的竞争之念，种种庸俗人生的得失之忧，这些东西没有了，心里面达到一种平静，那可能真是幸福。所以我们说人生要学会做减法，这就是损之又损之道，这就是道家告诉我们的，是老子告诉我们的，同时也是孔子告诉我们的。
孔子性格中的弹性，与世周旋，何尝没有老子的影响？
孟子至刚，庄子至柔。唯孔子至刚而至柔。其刚，乃自身气质。其柔，老子有以教之。
孔子要回鲁国了，临走之前向老子辞别，老子给孔子送行。老子说：“我听说有钱的人就给别人送财产，仁德的人就给别人送教导，我没钱，那我就冒充一下仁德的人，我就送你几句话吧。”
这几句话还真好，司马迁把它记到《史记》中了，所以，老子这几句话也就不仅是送给孔子的了，是送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后来人的了。我们来看看。
第一句话是：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一个人很聪明，明察秋毫很好。我们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明察秋毫？
可是老子说，聪明深察的人，往往比那些笨人更容易招来杀身之祸。为什么？他喜欢议论人。
为什么聪明人好议论人呢？因为他聪明，他明察秋毫，别人一点毛病，他就看见了，看见了忍不住要说，说了就得罪人，得罪人别人就要收拾他，他不就很危险吗？
我们看，老子看问题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总是希望通过肯定的方式去看问题。而老子却是用否定的方式来看问题。所以我们往往看到正面，老子总是能看到它的反面。人确实需要有这样的教导啊，孔子后来称为圣人是有原因的，韩愈说圣人无常师，他有这么多的高人教导他。
一个人知识广博，能言善辩，胸襟开阔，知识丰富，很好。可是老子又说，不好，“危其身”，它会经常让你处在危险之中。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啊。
所以我们看，老子对孔子的这个临别赠言：“聪明深察，博辩广大”，这八个字讲的就是孔子。
可以说，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三十而立，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孔子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深察、博辩广大的人。
所以我们说，人生需要有这么几个过程：首先要让自己聪明起来，接着就是要善于把这个聪明藏起来。
30岁以前，孔子就是让自己做成了八个字：聪明深察，博辩广大，然后到这个时候老子告诉他，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很不错，但是要注意，它背后隐藏的危险。因此，此时千万不要议论别人，千万不要揭发别人的隐私。
接着老子又对孔子讲了两句话：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世家》）
什么意思呢？不要太坚持自己，做儿子，要学会听父亲的。做臣子，要学会听国君的。
这都是老子对孔子的教导。孔子后来也把同样的话教给他的弟子。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贡，子贡就特别聪明，老子看到的孔子是聪明深察的人，孔子看子贡也是一个聪明深察的人，子贡就有“聪明深察好议人”的毛病。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 ）
子贡批评别人。孔子说：“你端木赐天天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你就那么好？我可没有时间盯住别人的弱点，我自己改正自己的弱点还来不及呢。”
在孔子对子贡的教导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老子的影子？
所以，孔子要求我们修养自己，对别人私德上的缺点，一般不做过分的批评。公德不好要批评，私德有缺要宽容。
比如孔子讲过这样的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看到比自己强的人应该想着跟他一样，跟他学；看到比自己差的人，不是去指责他，而是要赶紧反省自己：自己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毛病？矛头对自己，不要对别人。
实际上，这还是老子的思想。老子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什么意思呢？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那不善人是什么呢？不善人不是我们批评的对象，而是我们用来照的镜子。在镜子中看到的正是自己。
孔子离开老子以后，深有感触，他的学生问他：“老师，你这次见了老子，你觉得老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孔子说，天上的鸟会飞，地上的兽会跑，水中的鱼会游。飞的鸟，我知道怎么办，用箭射；游的鱼，我知道怎么办，用钩去钓；跑的野兽，我也知道怎么办，用网。可是对老子，我真的没办法，因为他既不是天上的飞鸟，又不是地上的走兽，还不是水中的游鱼，他是什么呢？他是一条龙。
这就是孔子对老子的评价，老子是一条龙。（《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孔子在周，不仅见到了老子、苌弘这样的高人，虚心受教，据说，他还看到一个金人，也让他大为感慨。
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孔子家语?观周》）
孔子从老子那地方学完归来以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司马迁很有意思，他说：“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的私学就办得更好了，来求学的人更多了。
这就说明孔子学问提高了，境界高了，名声更大了，因此，私学的规模也大了。
可是，也就在这时鲁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直接跟孔子特别亲近的人鲁昭公有关。刚刚看过三缄其口的金人的孔子，却并没有沉默。
鲁国第十五任国君姬允鲁桓公有四个儿子，桓公死后，长子姬同继承国君的宝座，是为鲁庄公。次子、三子、四子都是庶子，做了卿大夫。因为姬允被尊称为桓公，所以他的三位庶子，被称为“三桓”。三桓的后裔，分别改姓，次子姬庆父的后裔改姓仲孙（也称孟孙或孟），三子姬牙的后裔改姓叔孙，四子姬友的后裔改姓季孙。
三大家族轮流掌握政权，并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筑都城，世代相传，鲁国便开始了长达四百年之久的三桓政治。鲁国国君反而被冷落在一旁。
我们看看孔子和季氏的关系。当时季氏的家长是季孙意如，谥号平子，所以，史称季平子。17岁的时候，季氏宴请全国的士，孔子被拒之门外。
20岁的时候，孔子终于可以在季氏手下任职，从事比较下层的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
接着，在季氏支持下，他可以从事较高层次的祭祀相礼之类的工作。甚至可以参与接待外宾。
而此时，孔子三十而立了，他已经从季氏那里辞职单干了。
这是他和季氏、季平子之间的关系。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也就是孔子35岁，他刚从周回来的时候，鲁国就发生了让孔子非常愤怒、又非常悲哀的大事，这个大事偏偏就是和季平子有关，又和鲁昭公有关—这两个人彻底闹翻了。
按说，这两个人都待孔子不错，都有提携之力，而且，从功利的角度看，这样的两个人，也是孔子不能得罪的。 《孔子是怎样炼成的》 苛政猛于虎
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35岁了。鲁国发生了让孔子非常愤怒又非常悲哀的大事。
这一年，鲁昭公要祭祖。那个时代，祭祀是一国政治中最大的事，《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实,战争并不年年发生,而祭祀却是常规的事务，所以，其重要性还排在战争之前。
我们知道礼乐文化，“礼”和“乐”是结合在一起的，“礼”一定要有“乐”，而这个“乐”往往是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按照周礼的规定，不同的身份级别，祭祀时万舞乐队的规模是有区别的。天子是八佾（64人），诸侯六佾（48人），大夫四佾（y）（32人），士两佾（16人），这个礼是不能够逾越的。
而且，祭祀时间也有规定：“礼，君祭孟月（四季的第一个月，即农历正月、四月、七月、十月）。臣祭仲月（每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二、五、八、十一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五年》）
鲁昭公要祭祀祖先了，祭他的父亲鲁襄公，他要举行万舞来祭祖时，发现他的乐队只剩下16个人了 。他是诸侯，公室的乐队应该是六佾。还有四佾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时候孟孙、季孙、叔孙三家也在祭祖。“季氏与君同日祭，又矫用乐舞。”（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五年》）
季平子家里的乐队有四佾，他把鲁昭公公室的乐队调去了四佾，变成了八佾。鲁国的国君祭祖的时候，只剩下两佾，季平子自己却变成了八佾。季平子是天子的规格，而鲁昭公成了士的档次。季平子把自己连升两级的同时，还把鲁昭公连降两级。
鲁昭公气昏了。他太没有面子啦。一个国君祭祖，大夫不来陪祭，已经很出格，还把乐队调走，让国君无法完成祭祀大典，鲁昭公总不能用士的二佾来对付一下啊，即使他能对付，他父亲的神灵也不会答应。而鲁昭公手下的大夫则用八佾在那儿锣鼓喧天。这样的事，鲁昭公作为国君能容忍吗？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季平子无礼僭（ji n）越,逼得鲁昭公忍无可忍，发兵攻打季平子。季平子不会束手就擒。他躲到高台上，与鲁昭公讨价还价。
季平子说：“君王没有查明我的罪行，就派人用武力讨伐我。我请求到沂水岸边等待君王调查清楚我的罪状。”
鲁昭公不答应。
季平子又说：“那就请求将我囚禁在费邑，等待调查。”费邑是季氏的封地，城高水深。到了他的封地，无异于放虎归山，所以鲁昭公还是不答应。
季平子无奈，提出流亡国外：“请允许我带五辆车子流亡他国。”
按说，季平子只是专权，傲慢，目中无人，他还真没有篡位的想法。剥夺他的权力，甚至让他流亡国外，应该是很好的结果。一来，季平子罪不至死；二来，鲁昭公见好就收，既驱逐季平子，又震慑其他两家，从此收回大权，树立国君权威，是个完美的结局。
所以，昭公身边的大夫子家羁劝昭公接受条件，并提醒昭公，如果逼人太甚，可能会激起季平子党羽的反抗。季平子执政多年，有他的党羽和势力。
而且，三桓的另外两家，也不会坐山观虎斗，他们和季平子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季平子赢了，鲁昭公将更加威权扫地，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如果季平子死了，他们也将从此风光不再。
所以，现在双方僵持，一方在台上，负隅顽抗，不愿束手就擒；一方在台下，却攻不上去。在这样的僵持中，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子家羁提醒鲁昭公：如果白天不能解决这个事端，等到夜晚来临，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情况。
但这个昭公此时还真的较上了劲，与季平子有积怨的（h u）昭伯也鼓动鲁昭公说：“必杀之！”让鲁昭公一定要杀了季平子。
一时攻不下来，昭公就要找增援。他派昭伯去请孟孙氏。此时的孟孙氏的家长就是孟僖子临终嘱咐跟随孔子学礼的仲孙何忌（孟懿子）。他一定知道老师孔子的一贯政治立场，那么，他会和老师一样，站在鲁昭公一边，发兵帮助鲁昭公吗？
这个昭伯为什么也这么起劲呢？他可不是出于公义，而是与季平子有私仇。这个仇，说起来可笑。季平子与昭伯斗鸡，季平子给鸡穿上护甲，而昭伯给鸡装上金属爪子。结果，季平子的鸡败了，季平子破口大骂，并强占了昭伯的房子。
看看这一帮贵族，平时都玩些什么没名堂的事。
昭伯来请孟孙氏，孟孙氏犹豫不决，他拿不定主意，要看看事态发展。
这时候，三桓的另一家叔孙氏那边行动了。
叔孙氏家私家军队的首领叫（z ng）戾。他问手下的人：“我们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
于是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我只是一个家臣，只管家好不好，不管国好不好。你们告诉我，有季孙氏和没有季孙氏，哪一种情况对我们叔孙氏家有利？”
部下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
戾说：“既然这样，我们还不赶紧去救他！”
戾急忙带着自己的军队，赶走了鲁昭公的军队。
孟懿子呢？昭伯带着鲁昭公的命令，要他发兵助战，他却在那里磨蹭，并派人登上家里西北角的高墙，观察季孙氏那边的情况。现在，一看叔孙氏已经发动，形势已经如此明朗，也把脸一翻，当即杀掉昭伯，与叔孙氏一起都帮季氏，共同对付鲁昭公。最后是谁被打败了呢？鲁昭公打败了。
这一败，就不好收拾了。鲁昭公和季平子撕破了脸，并且弄得你死我活，如何共事呢？
还是那个子家羁，出了个主意：“这事弄砸了。只能由身边的大臣来承担罪责，这样才可以保住面子。”
具体怎么办呢？就是鲁昭公把责任推给身边的大臣，就说这次攻击季平子乃是这些大臣劫持鲁昭公干的，让这些大臣带着罪名逃亡国外去。这样，季平子也就不能对鲁昭公怎么样，鲁昭公的位子还可以保住。
但是，鲁昭公说：“这样卸责于人，让他们流离失所，我不忍心啊。还是我自己流亡国外吧。”于是，就自己逃亡齐国。
昭公还是很厚道啊。
当然，昭公也受够了这个窝囊气，这个无权的窝囊国君不当也罢，他宁愿出奔他国，他与这个季平子真是不共戴天。
昭公出奔他国，三桓控制了局面，还控制了舆论，把这次大政变的责任全部推给鲁昭公，舆论一致谴责鲁昭公。就是一些本来同情鲁昭公的人，也埋怨鲁昭公太鲁莽，以至于不可收拾。
就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孔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一句话：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是一句为鲁昭公辩护的话，就是说，你们都在说鲁昭公做事莽撞，说鲁昭公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想到，鲁昭公这样做乃是由于忍无可忍？所以，责任不在鲁昭公，而在于季平子。
对于三桓在这次祭祀过程中的僭越，孔子还有这样的批评：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论语?八佾》）
《雍》是《诗经?周颂》中的一篇。周天子祭祀宗庙的仪式举行完毕后，在撤去祭品收拾礼器的时候，专门唱这首诗。鲁国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他们祭祀祖先时，也用天子之礼唱着《雍》这篇诗撤下祭品。《雍》诗中“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各路诸侯来助祭，天子庄严又肃穆。孔子嘲笑三家道：“这两句话，用在三家祭祖的大堂上，有哪一点儿合适呢？哪个是天子呢？哪个是助祭的诸侯呢？不过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家主，几个小丑一般的家奴罢了！”
这是年轻的孔子，不惜牺牲自己的未来政治前途，坚定地站在失败者一边，坚定地反对专断弄权的三桓势力。
孔子对鲁昭公很有感情，因为鲁昭公两次帮助过孔子。
孔子也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圣人也是有常人的感情的。
孔子对鲁昭公的回报，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就是这一次，在鲁昭公和季平子彻底决裂，双方你死我活的时候，孔子坚决站到了失败者鲁昭公一边，给予他道义上和舆论上的支持。这对一个一直受气，最终甚至被赶出国门的鲁昭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安慰。
第二次是在鲁昭公死后，季平子嫉恨旧仇，把鲁昭公葬在鲁国国君墓地的南边，用一条大路把鲁昭公的墓和道北的鲁国历代国君墓地分开。
这就等于把鲁昭公逐出国君的行列。
此时，孔子无权无势，当然无法反对。但是，他把这一切默默记在心里，等到有机会，他一定会为鲁昭公做点事。
后来，孔子做了鲁国的小司空，掌管一切水土工程。此时，季平子也死了，季平子的儿子季孙斯（季桓子）当政，孔子就对季孙斯说：
“当初您的父亲把鲁昭公的墓用一条大路与道北的鲁国历代国君墓分开。这样做，确实是贬低了国君，却不也彰显了自己的不臣之罪吗？这样做，不合乎礼。如果您同意，我就在鲁昭公墓的南边再挖一条沟，把它框进来，与其他国君墓地合为一体。这样可以帮您父亲遮掩他曾经的不臣之罪。”（《孔子家语?相鲁》）
孔子这样说，季孙斯没有不同意的道理。鲁昭公若地下有知，当会感激孔子的吧。
第三次是在陈国，陈司败因为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吴国女子为夫人，认定鲁昭公不知礼，孔子却坚定地回答：“鲁昭公知礼。”
这就是孔子的温情。
最后鲁昭公在国外流亡了整整七年，先到齐国，后到晋国，最后死在晋国的乾侯。在这七年里，鲁国没有立国君。执政的就是季平子，鲁国的大权全在季氏为代表的三桓手里。
等到鲁昭公死了以后，“三桓”再重新立了国君，却又因为嫉恨鲁昭公，排除了鲁昭公的儿子，而是立了鲁昭公的兄弟公子宋，即鲁定公。这是后话了。
鲁昭公流亡国外，“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孔子世家》）
孔子也到了齐国。鲁国乱了，不像个样子。所以，孔子出国。但他为什么去齐国呢？因为他和齐国的齐景公和晏婴认识。彼此应该印象还不错。但是，齐国怎么样呢？齐国的这君臣二人，会如何对待孔子呢？
没想到，孔子一进入齐国，就对齐国产生了很不好的印象。这个东方大国，对外虎视眈眈，没想到，对内却比老虎还要厉害。齐国，简直就是虎穴龙潭！而齐国的百姓，几乎就是虎口余生。
在泰山脚下，孔子就碰到了一件事。这件事，促成了一篇文章的诞生。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
一家三代都被老虎吃了，却舍不得离开这个“无苛政”的地方。这样的人间惨剧，谁不为之悲伤？
这是孔子进入齐国以后所碰到的第一件事。我们想一想，孔子对齐国的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齐国的老百姓宁愿选择与老虎为邻，也不愿意选择齐国的政治，也不愿意选择齐国的君臣，说明什么？说明齐国当时的各级官员、各级官僚比老虎还要可怕。正如后来孟子对梁惠王说的，残暴的统治者，就是“率兽食人”的兽王啊！
从35岁到37岁，孔子在齐国。（时间大约在昭公二十五年年底至昭公二十七年春，时间约一年有半）在这个时期里，孔子主要和齐景公和晏子打交道。
我们知道，孔子一进入齐国，就对齐国“苛政猛于虎”产生了很坏的印象。当他进入齐国上层，了解了齐景公以后，他对这位临近大国国君的印象就更坏了。
我们先从几件事来看看齐景公是怎样的一个国君。
有一年冬天，下暴雪，三天不停，人民饥寒交迫。齐景公却穿着狐狸腋下的白毛制成的轻暖皮衣，暖洋洋地坐在堂前。看着外面的漫天大雪，他很奇怪为什么下这样大的雪，却感觉不到天气的寒冷呢？
晏子来了，他对晏子说：“奇怪啊，大雪三天却天气不寒。”
晏子没好气，反问：“天不寒吗？”
齐景公傻笑。
晏子说：“我听说，古代的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现在，你不知道呢。”
那你是什么？暴君！（《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晏子是齐景公手下的老臣，所以齐景公对晏子还是很尊重的。晏子的家住在靠近市场的附近，房子很小，又很嘈杂。
齐景公出于对老臣的关心，就跟晏子说：“你的家里房子又很小，又住在市场的附近，那么吵闹，不安静，你搬过来吧，搬到贵族住的地方。”
晏子说：“不行啊，我家里穷，离市场近一点，买菜方便，还能买到便宜菜呢。”
齐景公觉得很好笑，说：“你是齐国的大夫，是国相，不至于要到市场捡便宜菜吧？”
于是，齐景公跟晏子开玩笑：“你既然家里住得离市场那么近，你对市场行情了解吗？”
晏子说：“我当然了解啊。”
齐景公说：“那你说一说，市场有什么行情啊？”
晏子说：“市场的行情啊，踊贵而屦贱。”
什么叫踊贵而屦贱？踊是被砍了脚，受过刖刑的人穿的一种特制的鞋子。正常人穿的鞋子叫屦。晏子告诉齐景公，现在齐国的市场是踊很贵，屦很贱。正常人穿的鞋子卖得很便宜，为砍掉脚的人特制的鞋子卖得很贵。
齐景公奇怪，说：“为什么？”
晏子说：“因为现在砍掉脚的人比有脚的人还多嘛。”
齐景公一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我这么残暴吗？”
晏子反问：“你以为你怎么样啊？”（《韩非子?难二》）
齐景公弄得齐国老百姓都不能穿鞋而穿踊了，那么，他自己穿什么鞋子？齐景公从鲁国请来一个鞋匠，为他特制一双鞋子。这双特制的鞋子，非常漂亮，鞋带是用黄金做的，用白银镶边，再缀上珠宝，用美玉装饰鞋头，鞋的长度足有一尺。穿上了，他就不能走动了。
齐景公觉得这双特制的鞋够派头。在一个冷天的早晨，他穿着这双特制的鞋上朝处理政事。宰相晏婴上朝来了，齐景公想起身去迎接。他站起来了，但他迈不开步子。晏子看到了齐景公穿的这双绝世无双的鞋子，说：“这双鞋是谁为君侯制作的？”
齐景公说：“一个从鲁国请来的鞋匠。”
晏子说：“他该死！”
齐景公说：“他该奖！”
晏子给齐景公分析鲁国鞋匠有三大罪状：“不知道季节的寒暖变化，不知道脚的承受能力，这是他的一大罪状；做出这双不伦不类的鞋，使我们的君侯受到天下各国的嘲笑，这是他的第二大罪状；耗费钱财，对国家没有功效，招致老百姓的怨恨，这是他的第三大罪状。臣请求主上立即下令，把他逮捕，交给司法官员按罪论处！”
齐景公觉得鲁国鞋匠制作这双鞋很不容易，坚决要求放过他。
晏子也很坚持自己的态度，坚决不肯放过他。
这个齐景公也有忠厚的一面，说：“寡人真的不明白他究竟错在哪里，这鞋是寡人让他做的，你要处罚就处罚寡人吧，但请相父饶了那个无辜的鞋匠。”
晏子坚持说：“不可以。我听说，为做善事而使自身受苦的人，他应该受重赏；为做坏事而使自身受苦的人，他的罪恶更重。”
齐景公无话可说了。
晏子命令官员立刻将鲁国的鞋匠逮捕，派人把他押解出境，永远不准他进入齐国境内。
从此，齐景公脱下了这双鞋，再也不穿它了。
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世家》里下面的记载：
（齐景公）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孔子为什么要告诫齐景公节财呢？因为齐景公是个奢靡之人。景公是否如司马迁记载的那样，听了孔子劝他节财的话，“悦”呢？很难说。至少，“悦”了以后，并没有改。
据历史的记载，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他喜欢造很多的宫殿，喜欢装修宫殿，喜欢狗，喜欢马，而且是重刑、厚赋，为什么？喜欢这么多东西要钱，那就给老百姓的赋税加得很重，老百姓不交税怎么办？就厚刑，严刑酷法。
齐景公养了一条狗，狗死了以后他要给它做棺材。古代葬狗，一般是用车盖把狗包起来埋葬。齐景公竟然用棺材来葬狗。
好在他狗养得不多，马可是养了很多。他特别喜欢马，《论语》上面记载：“齐景公有马千驷”，千驷就是四千匹马。他的宫中有专门给他养马的人，他的爱马死了还要肢解养马的人。他有一匹特别喜欢的马，交给这个人养，养到最后这个马死了，齐景公一气之下就要把他杀了，不仅要杀，还要把他肢解掉，够残忍的！行刑队来了，晏子正好碰见，了解到情况后，晏子说：“你们等一下，我来问一下我们伟大的国君，您告诉我，尧和舜的时代，肢解人是从人的身体哪个地方先开始动刀子的？”
齐景公顿时就明白了：尧舜的时候从来都不肢解人，肢解人只是残暴的人才干的。
那好，不肢解了，就直接杀。晏子说：“行，不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杀了，他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罪。让我先宣布他三桩罪行再杀他。”
齐景公一听，说：“很好，这样就好。”
晏子就很严肃地宣布这个养马人三桩罪行：第一桩罪，给国君养马没养好。第二桩罪，死掉的是国君最喜欢的马。第三桩罪，让国君因为一匹马而杀人，导致老百姓怨恨国君，诸侯各国笑话国君。让国君成了怨恨和笑话的对象。有此三桩罪，杀。
齐景公一听，忙不迭地说：“赶紧放了，赶紧放了。”（《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可是，这样一个爱马的人，死时，却要让那些马为他殉葬。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齐景公的殉马坑。景公殉马坑位于齐国故城东北部，今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
据专家考证，殉马多数是 6—7岁的壮年马，是人为处死后，按照一定的葬式排列而成，马分两行，排列整齐，昂首侧卧，四足蜷曲，呈临战姿态，好像只要听到战鼓擂动就会四蹄腾空。全部殉马当在六百匹以上。
齐景公这是爱马吗？这是爱他自己。
齐景公为政时间极长，长达58年。可是，这位国君越老越怕死，竟然幻想着再活五百年。有一天他和晏子、艾孔、梁丘据，君臣四人在临淄城外的牛山上游玩儿，齐景公站在山上，看到下面的城池繁华，突然就哭了，说：“城池繁华，人世美好，可是我为什么要死呢？”艾孔和梁丘据一看国君哭，也就假装着哭。
晏子在后面冷笑。
齐景公很生气。对晏子说：“我很伤心才哭，他们两个陪着我哭，你在旁边冷笑，你什么意思啊？”
晏子说：“国君啊，人如果都不死，哪能轮到你呢？世界就是这样，有人坐在这个位子上，然后又有人让出来，他腾出来以后你就来了，他不腾出来哪有你呢？你现在坐上了，你不想腾出来了，你不是不仁吗？所以我为什么笑啊，我今天看到一个不仁的国君，还看到两个阿谀奉承的大臣，我身边有三个可笑的人，我怎么能不笑呢？”（《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孔子在齐国碰到的是这样的国君，他在齐国会不会有所作为？齐国的国君齐景公会不会给孔子机会，让他来从政，让他施展一下他的才华呢？ 下接》》》》》》》???????????????????? 后面的内容什么时候发？真的很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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